最先走下舷梯的,是一位五十来岁的德国人,身材瘦长,金属框眼镜,手里提着一个皮制的设计图筒,衣服旧,但浆洗得很乾净。他是容克斯公司的发动机专家,奥托.马德尔博士。跟在他後面的,是两位助手,还有一位翻译。
第二批,是克虏伯的代表,是一位年约五十的火炮工程师,面颊红润,下颌方正,一脸严肃,像是从军校里出来的老教官。再後面,是莱茵金属的商务董事,一个说话很客气、笑容很得体的中年人。他们每个人都只提着简单的行李。
三菱与川崎的代表,在码头上迎接。没有仪仗,没有旗帜,连围观的人都很少。
那天的欧洲报纸,头版全是拉巴洛条约。伦敦的《泰晤士报》与巴黎的《时报》,连续两个星期,在谈德国与苏俄的握手、热那亚会议的破局、协约国的错愕。英国外交部的几个办公室,每天晚上灯火通明,查德苏之间,到底有没有秘密的军事条款。
没有人去注意,在马赛,有一艘开往远东的邮轮,上面坐了几位德国工程师。
这件事,在东京,内田康哉比谁都清楚。他在办公室里读着各国驻外使馆的报告,一条一条划着。划到最後,他把铅笔放下,吐了一口长气。
内田:「殿下说对了。这阵风,把所有人的眼睛,都吹到北边去了。」
五月二十三日,东京帝国大学航空研究所。
这是一栋新盖没几年的红砖建筑,坐落在驹场。研究所於大正七年成立,门口的石阶还很新,院子里,一架大型风洞,罩着帆布,蹲在一片刚修剪过的草地上。
所长、教授与助手,排成一列,站在门口。德国人下了车,彼此行礼,握手,没有人说多余的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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