会上慷慨陈词批判程俊仁的人中，有一个是盛名於世的，“骨头最y”的大作家鲁舍。旧时代写过不少中篇和戏剧，对“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”寄予深刻的同情。认为整个中国历史看过来查过去，上边只写着两个字——吃人！在做和戏剧的同时，还写了大量的杂文，如投枪匕首，直击旧制度和统治当局。结论说“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”，主张“以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来洗刷江河”，希望中国像苏联那样，“涌现出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”，使“几万万群众自己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”。
烟瘾太大，时常熬夜，差点在1936年病逝。後经医生抢救活了过来。
活过来继续骂。直骂到1949年当局躲去台湾。鲁舍满腔热情欢呼新政权的诞生，说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，寄托着人类的希望。
然而挑剔的目光和批评的惯X停不下来，不久又有看法了。居然对他的学生发表演讲，题目叫做《文学与革命》。说革命尚未成功之时，文学和革命是朋友，有共同语言。文学的本质是述真和审美，以及揭露和批评，不满足於现状。这些，是与尚未成功的革命志趣相投的。可是革命一旦成功，与真正的文学就有矛盾了。这时掌了权的革命者要求的是歌功颂德，知足和顺从，不要挑剌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文学和革命便会分道扬镳，甚至变为敌人。
他将这篇演讲整理成文，投给《自由周刊》。周刊老板彭铸先生是朋友，一向巴不得多收些鲁舍的稿子。这一回态度却不一样了，当晚就上门拜访，说：“哎呀鲁先生啊，我们虽然叫《自由周刊》，突然间却不自由了！现在要上级审查啊！”
这可是头一回听说的事。鲁舍愣了一下说：“上级？周刊是你的，你不就是上级吗？”
彭铸苦笑，“那是老h历了！现在上面有人管着呢，三天两头叫去开会、学习，敲脑壳呢！经过这些天的学习，我思想也进步了。所以一看你这稿子，虽然写得好，却知道不能登。而且还知道，我这老板也当不长了，不及早退身怕有麻烦呢！准备开溜了！”
“开溜？溜哪儿去？”鲁舍惊奇地看着朋友的脸。
“香港！我今天来一是告别，二是想劝你一起走！我想了一整夜，觉得我和你都是不能适应新政治的老家伙，不走怕是哪一天将会後悔得投湖！投湖以後恐怕连鱼儿都懒得吃我们的r0U呢！”
“为什麽呢？”鲁舍笑起来，“难道到了那个时候，鱼儿也吃斋念佛了不成？”
“鱼儿也都有革命觉悟了！而我们是与革命格格不入的人，发散着腐朽气息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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