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都在做蜘蛛的工作，用细细密密的谎言，将孤立片段的现实缝补起来，编制成一个巨大的网，来挡住令人恐惧的真相。这样的练习必须每天在头脑中进行，要达到非常熟练的地步，才能在被提问时，不费思考地脱口而出。
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杨坤和我是真的同伴。我们之间有作为杀手的默契，有对彼此技术的信赖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救了我，把我从那个可怖的黑房子里搬了出来。现在还在为了救人一事，接受没完没了的问话，承担着出现错漏的风险。我们之间的确是同盟的关系。
这之后提问还进行了一刻钟左右，但反反复复，总归是时间，地点，人物相关的问题。你为什么某日的某时某刻在阿波罗门口，为什么把人带到医院来，怎么不叫救护车，等等。
我就这么百无聊赖地听了许久，风平浪静之下，心底却在强烈的隐隐不安。我想，这也许就是杨坤所说的“当事情变得太容易”。我们常在生死之间行走，拥有强硬无比的心脏，和绝对冷静的处事作风。一旦这种自信和熟练带来了松懈，暴露出细小的纰漏，说不定会引发怎样的狂风暴雨呢。
结果是无事发生。警察全然接纳了杨坤的谎话，夸奖他乐于助人，这件事就要这么结束了。
正当我松了口气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了嘈杂的喧闹声。我听到护士的阻拦：“先生，您不能往那边去。病人正在休息，先生。”然后很快地，我的病房门被生硬地打开了。外面是之前在我家门口出现过的老刑警和他的小跟班。
他们气势汹汹地进来，但看到我的时候明显吓了一跳。我被关了将近一个礼拜，每天挨揍，又没有饭吃，已经瘦得脱了相，看不出是人是鬼。好心的护士还在阻拦他，老刑警却态度强横，亮出了警牌，说有重要的事要询问，让她不要干扰办案。
护士没好气地再次提醒他：“为了病人的恢复考虑，还请您十分钟内出来。都是人民公仆，别互相把事情办得太难看。”
我病巍巍地躺在那里，虚弱至极。并非我假装，实在是浑身疼得厉害。老刑警拉了把椅子，坐在了我的床头边，年轻的那个站着，依然掏出了他宝贵的小本子。
他没有开口，只是静静地，以一种严厉的神色看着我，嘴唇紧闭，双眼写满了“我已经知道你做了什么”的笃定。
我努力地睁大眼睛望着他。直到这时，我都不知道君君是否供出了我，我是不是要进监狱。但我已经不怕了，还有什么事情能和那个黑黢黢的房间相提并论呢。在经历了非人的虐待之后，被审判和判刑又算得上什么，我只要忍受就行了。
内容未完，下一页继续阅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