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生担忧地看了看我，接着问他：“你在哪里看见他的？找个笔记记录一下，方便给他找找家人。”
杨坤回答：“在永庆路的阿波罗迪斯科那边，我路过那里，”他比划了一下，“就见到个人躺在地上。”
医生又看了看我，眉头怜悯地皱在一起，叹了口气：“唉，阿波罗，那地方乱得很，经常醉酒斗殴，我们医院里都接了不少这样的病人了。不过那地方不是前几天关门了吗？我看里面的二流子全都跑了，竟然都不营业了，也不知道怎么个事情。”
杨坤顺着她的话说：“是呀，我也不知道。往常我走到那里很害怕的，那门口保镖，一个个的，吓死人了，我都不敢抬头看。这几天安生多了，才敢从那边儿走，心里还是直突突。”
他们聊得投机。在我的身上，还趴着两个扒皮的护士，一老一少，把我像个物件一样赤裸地翻来翻去。对此我有些不自在，总想把下体遮住，但力不从心，使不上劲儿。
她们拿着冰冰凉凉的镊子，把我的肉体和学窟窿戳来戳去，舒服极了。我抬头看着光洁的天花板，吊顶上有明亮的长形嵌入灯。看着看着，就呜呜咽咽地哭了出来，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既是感动，也是委屈，又有一种还能活，还他妈得活的感慨之情。
医生注意到了，将杨坤拉到一边去，对他说：“一会儿警察会来录个笔录，还麻烦您多留一会儿，回答一下警察的问题，麻烦了啊。”
杨坤看着特别乖巧，特别好人相：“没问题没问题，这些都是我们普通市民应该做的。这样吧，我给您留下我的电话。要是这人醒了找不见亲属，您可以先联系我。我好人做到底，有人遇到困难了，能多帮一点儿是一点儿……”
警察很快就来了。透过病房门的磨砂窗，我能看到他们相互靠近的影子。寒暄过后，便是问话的环节，杨坤还是那一套回答，说他是在阿波罗门口碰见的我，不认识，从没见过。对，看见的时候就受这么重的伤了。怎么受伤的？不了解，真不知道，就单纯路过。去哪儿？去上班，在兴福路北口那边做点小生意。个体户，给人修电器的，修手机，电脑，照相机，监控摄像头，什么都会一点儿。平时从来不去阿波罗，就偶尔，总共去过两回，跟朋友路过也眼馋，但消费不起，也就打打台球什么的，舞不会跳，不乱搞关系。为什么关门？这怎么知道，没相干的事儿。
我独自躺在病房里，透过窗户，可以看到左面是一座小公园，里面有沙子地的广场，小孩的嬉闹声从那边传来。与这些欢乐的声音交杂着的，是杨坤接受审问的声音。他镇定、积极，语气中又有股老实巴交的作态，讲的故事令人信服。
突然间我对来问话的警察感到可悲，从杨坤那里他们一定是问不出什么来了。和我一样，杨坤肯定每天晚上也在脑子里进行这样的训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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