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那时候还很喜欢排面，这一路当然不是孤身前往，而是带着几个下属，带着几个家里的佣人，一群人穿着黑色的制服，乍一看倒像是不良组织一样。
顾恩泽那天穿了一套亮紫色的礼服，带着硕大的镶嵌着碎钻的太阳镜，浮夸得可以在下一秒钟上台表演。
他也没打算自己从加长版的豪车上下来，只是叫自己的助去按照地址敲门，把杜康约出来说话。
助不像那时的顾恩泽一样没有常识，他很克制地问：“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杜康的家长不会愿意让儿子和一个陌生人离开，或者杜康本人比较有警惕心？”
“的确有这种可能，”顾恩泽恍然大悟，顺手将装满星币的信封递给了助，“那你就把钱给他们，告诉他们，人可以不见，钱一定要收下，就当我日行一善了。”
助一言难尽地看了看顾恩泽，接过了信封，穿越马路进了单元门。
顾恩泽从与他身上着装同一色调的奢派皮包里取出了一根棒棒糖，拆了包装慢吞吞地舔着，棒棒糖尚未消失一半，助已经去而复返，身后没有跟着人，手里的信封却还在。
顾恩泽取出了棒棒糖，低头让鼻梁上的太阳镜向下滑了少许，开口就是很不高兴的语气，他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“杜康不在这里。”
“这儿不是他家么”
“这是他养父母家，家里还有个十来岁的男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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