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行。
这个念头来得又快又重,像一块石头落进水里。
这样是错的。他不能再替自己设限。他这两年的「谨慎」,有一半是真的审慎,另一半,是害怕。害怕改变太大,害怕做错,害怕背上「是我让历史走偏」的责任。可是,什麽都不做,就不必负责吗?眼睁睁看着已知的悲剧发生,那份责任同样在他身上,只是不会有人指着他说出来。
他不是掉进这个身体,来当一个见证人的。他来,就是要来改变这些悲剧的。
他转过头,看了一眼桌上那本刚写完的日记。八条线摊在纸面上,墨迹未乾。他忽然很清楚地看见,这些事情,没有一件会自己好起来。山县会死,加藤会签字,地震会来,条件一到,这个国家就会顺着它原本的坡度滑下去。没有人会替他喊停,因为除了他,没有人知道该在哪里喊。
至於那份敬爱。
他不再问「该不该用」了。那份敬爱已经存在,不用,它也不会消失,只是会被别人拿去用,而且未必拿去做好事。与其让它闲置,或是被野心家借走,不如由他握在手里,用在最该用的地方:挡住那条既定的路。
这不是在滥用,他对自己说。这是责任。
他也不再把「御下问」当成一种安全的躲闪。它是一件工具。天皇向臣下发问,臣下必须郑重作答,一个问题,比一道命令更难推卸。他可以问得很准、很早、很不留余地,让被问的人无法含糊过去,必须自己去想、去查、去承担。有些时候,他也不排除直接开口说:「这件事,我要做。」
他不会再问自己「我可不可以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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