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、
八月下旬,香取在香港外海下锚。黄昏的海面上漂着一层油彩似的光,舢舨与帆船在舰旁来去,岸上传来鞭炮的闷响。司徒拔爵士穿着白色礼服,站在码头上,比三月时更客气一点,也更放松一点。
裕仁在正式行程之外,要求再去一次那间灰色砖造的公立医院。院长还是那位头发花白的苏格兰人,领着他穿过长长的病房,病床依旧一排排紧贴着,窗外依旧是晾满衣物的屋顶。走到走廊尽头,院长停下来,从白袍的口袋里掏出一册薄薄的帐簿,双手递过去。
院长说:「殿下,这是三月您留下的那二十支。我们分成四个疗程,每个疗程五支,名单上是四个人。」
裕仁接过帐簿,翻开第一页。纸上用整齐的字迹写着四个名字,旁边附了职业、日期与结果:一个拉人力车的华人,三十八岁,肺炎,治癒;一个葡萄牙籍的书记员,四十一岁,肺炎合并败血症,治癒;一个印度籍的水手,二十五岁,伤口感染,治癒;最後一个是一名苏格兰籍的护士,二十九岁,送来时已经太晚,没有救回来。
院长说:「殿下,我们照您的规则排序。她是院里自己人,也是名单上最後一位送到的。」
这句话让走廊里静了一瞬。窗外有人在叫卖豆腐,声音拖得很长,一下一下被风吹散。裕仁合上帐簿,指尖在封皮上停了一下。
裕仁说:「谢谢您,也谢谢她。」
院长说:「殿下,这份名单,我们已经贴在医院门口。不是因为规定,是因为病人家属要求看。」
裕仁说:「那就请一直贴着。」
那天夜里,一份从外务省转来的电报告诉珍田,美国已正式向日本发出邀请,请求派遣代表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军缩与太平洋问题会议,东京的回覆是接受,全权人选尚未决定。珍田把这份电报与佩利的那份放在一起,没有多说。裕仁看了,也只问了一句:「阁下觉得,是好事吗?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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