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老板拧开杯盖，喝了一口茶：“再后来改革开放，重建公安局，要审查WG期间进入公安队伍的人员。
做过坏事的要处理，不适合在公安系统干的要调离。你们所长没做过坏事，没办过冤假错案，还保护过好几个老干部老同志。
审查时好几个老干部帮他说过话，也就没被调离。但不可能被重用，毕竟时代变了，听说有规定，像他这样的干部要限制使用。”
难怪指导员话的只说一半，原来徐三野虽然上过北大，但不是考进去的，而是特殊时期的工农兵大学生。
黄江生十几岁时戴大红花，被敲锣打鼓送北疆去做知青，回去之后跟劳改犯似的被人看不起。
徐三野的学历乃至经历比黄江生更尴尬，甚至被打上了政治标签。
用吴老板的话说时代变了，那会儿越风光，现在就越落魄。
韩渝正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，吴老板感慨道：“他小时候就是村里的孩子王，后来又做民兵营长，脾气大，说一不二，八四年严打得罪了好多人，从刑侦队长被调到新海做派出所长。
今年春天，一个副乡长装作喝多了，调戏一个漂亮的女教师，好像是强奸未遂。落到了你们所长手里，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。”
韩渝低声问：“后来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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